《北上》：一個和三個

　　今年10月，《北上》話劇在重慶大劇院上演，一些看過劇的朋友打來電話，談觀劇感受，動輒長篇大論。中間我往往簡單粗暴插話：好看嗎？喜歡不？朋友答：好看，喜歡。我說：那就行了。對話到此可以結束，但朋友們多半又反過來追問我：

　　你覺得好看嗎？你喜歡不？

　　我答：當然。

　　確定？

　　確定。

　　這也是《北上》的幾種改編出現后，我和朋友們的慣常對話模式。《北上》已被改編為電視劇、音樂劇和話劇，其他的藝術形式改編也在進行。改編當然要“改”，但一旦“改”了，原著作者的態度就有點敏感。好像我可以對改編是否成功一錘定音。尤其是“原著黨”，或者“原著粉”，他們很看重原著作者的態度，尤其是改編與原著有所出入的時候。但是很慚愧，我是個“甩手掌櫃”，改編權讓渡出去，我就撒手不管了。很多作家喜歡接手自己小說的改編，我向來拒絕，我擅長的小說都未必能寫好，劇本，還是算了吧。當然，也沒那麼絕對，如果改編過程中有需要聽聽原作者的意見，我也會無條件提供看法。不是我不在意自己小說改編的效果，而是我深知每一門藝術都有其自身的特點，或曰“質的規定性”。我也明白，每一種改編都是對原作的二度創作，同為創作者，我充分尊重每一位創作者的空間與自由。何況改編為影視劇或舞台劇，早已經不是單一的創作者，而是一個創作團隊，編劇、導演、演員，還有燈光、舞美、道具，等等，每一個人都是創作者，他們都基於自身對作品的理解展開個人化的創作。我相信每一位創作者只要本著嚴肅的創作態度，他們一定希望在這一種藝術形式的尺度和規律內，實現最好的藝術效果。那麼，我一個外行，多那個嘴干什麼？

　　所以，我把自己視為局外人，各種改編和呈現跟我都沒關系。第一次看《北上》改編的音樂劇，我從內蒙古出差剛回北京，拖著行李箱直奔即將開演的劇場。觀劇的朋友問我，氣喘吁吁的，是不是緊張？我說為啥緊張？跟你一樣，就是個看戲的﹔喘粗氣是因為趕路，行李箱重。整場戲我看得很平靜，精彩處我跟陌生觀眾一起鼓掌，遺憾處我跟著其他觀眾一起較真，覺得如此那般可能會更好。但我的確從開場到謝幕都沒有把演出與小說作相關比較。我隻在音樂劇的邏輯裡感受，以一顆素心去體味人物和劇情。我覺得好，就行了。

　　電視劇的改編也如此。開播時，每天都是在回家的車上觀劇，路上看一集，到家了有時間，再看第二集。如果忙別的事，那就放下。《北上》電視劇半年內不同頻道播了近20次，我依然沒能完整看過一遍。朋友問，這是不喜歡的表態嗎？我說，恰恰相反，因為喜歡。或者說，緣於信任。在一個訪談節目裡，主持人問我，你和導演姚曉峰見第一次面，隻聊了一個多小時，就把電視劇改編權交給他，放心嗎？我當然放心。姚導也是江蘇人，對大運河用情和認知之深我未必可及。一個同樣在水邊生活的人，多年一直想做一部關於河流的劇，你讓他悠著點兒他都摟不住。事實正是如此。拍攝前看到劇組對取景地花街小院的場景還原，我就知道這個戲錯不了。太逼真了！每塊磚、每件道具、每個角落，都帶著那個時代飽滿的包漿，能把細節做到如此豐潤和精細，戲拍不好，我不相信。船老大的飾演者胡軍說，他進了那個臨時搭建的院子裡，像穿越到了另一個時空。一個強烈的感受是，在這裡他根本不需要演，只要按部就班認真生活就可以了。此言不虛。

　　音樂劇選的是小說中1901年那一條線，電視劇放大的是當下生活的這條線，朋友們的疑問又來了：作為原著作者，對這種“局部化”改編如何看？我的回答是：挺好。只要抓住貫穿整個小說的核心——大運河氣質與精神，只要在各自的藝術尺度和邏輯中自洽，能夠把必要的工匠精神有效地灌注進作品始終，就是成功的改編。音樂劇和電視劇都做到了。

　　話劇《北上》是另一種，兼顧了小說中古今兩條線，同時，讓兩條線形成了對話關系。看過話劇的朋友，大概都會對劇中不同時空並置在同一舞台上的那幾段戲記憶猶新。舞台一分為二，1901年的劇情正在進行，一群時髦現代的年輕人就沖上舞台，鮮活的、熱氣騰騰的當下生活開始在舞台的另一半展開。二者在各自的劇情中演進，但分明又在劇情與問答之間形成呼應與交流，今天之於過去的疑難，過去對於現在的期許，在同台共進中心領神會。在我有限的觀劇經驗裡，如此時空並置又能形成巨大的張力與對話關系的劇作，尚屬稀有，它拓展了新的舞台表現空間，重新理解和結構了小說中的故事。

　　文學藝術的最大價值也許就在於對話。藝術技巧，其價值最終可歸結為促成有效對話關系的形成。話劇《北上》我看過3次，如果我說第一眼就覺得它完美，那肯定是瞎說，但它的確一次比一次完善，一次比一次更接近我理想中的那個樣子。謝幕時我被邀請上台“說幾句”。對劇場中原著作者的此種慣例待遇，我還很陌生，到了台上根本不知道該說什麼。那就實話實說，我說，看這個劇我的內心經歷了“三段論”。剛開始，我覺得這戲跟我沒關，是編劇、導演、演員和主創團隊他們干的活兒，我完全是攤開四肢悠閑地看他人演出。看著看著，覺得這事跟我也有那麼一點兒關系，劇名是我取的，人物名字是我取的，細節故事是我虛構的，對運河、歷史和世道人心的理解是我的﹔更重要的是，我忍不住要把舞台語言重新還復為文字語言，每一個精彩的細節和場景出現，我都在想，如果把它寫回小說，會是什麼樣子。開始的20分鐘“觀眾甲”心態過去后，整場戲我都在干這件事，不能自拔。我知道，我“入戲”了。它的每一點風吹草動都讓我有所反應，讓我不由自主地比較小說與劇作之間的異同。那一晚，我強烈感到每一陣掌聲、每一聲歡呼都與我有關，我的小說好像並未寫完，故事正在根據觀眾的反應，於修改和調適中向前運行。那感覺非常奇妙，我的寫作竟與這麼多人相關。之后，我又意識到，這出戲其實與我無關，它是主創團隊在話劇的藝術規律下勠力同心的創作，情感飽滿，邏輯自洽，是源於長篇小說《北上》但又十分獨立的創造。一個原著作者可以與有榮焉，但不把自己當外人，就有點太把自己當回事了。

　　源於這種“入戲”，源於這些有力的對話關系，我對這部話劇充滿信心。事實也如此，抓住“對話”的魂兒，每一次演出既是打磨，也是具體而微地強化對話的能力，整出戲便越來越緊湊，眼見著一次比一次更藝術和絲滑。戲劇演出效果有其偶然性，也暗含著必然性：當“對話”的初心不改，當它足夠自洽，必然會越演越好。

　　——在這種時候，我就可以簡單粗暴地問朋友：好看嗎？喜歡不？這是個設問句，因為我知道答案。     

　　《 人民日報 》（ 2025年11月12日 20 版）